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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二十八个春秋，但他站在村口期盼我们回家过年的身影，总在每个临近年关的日子里愈发清晰。那些刻在岁月里的片段，时时刻刻印在我们心中。
父亲生于1930年，六岁便成了地主家的放牛娃。饥饿的记忆，成了他后来拼命供我们读书的伏笔——他总说：“饿肚子能挺过去，没文化才是真的抬不起头。”
1951年，父亲参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。回国后，他本有城里的工作机会，却因听闻同村战友说“你母亲带着妹妹要饭”，当即卷起铺盖回到家乡。
回来后，父亲一直带着老母亲生活，家中最多时有九口人，日子十分艰难。当时生产队按工分分配粮食，主要劳动力只有父亲、母亲和大姐，因此年底分得的粮食很少。那时，一个月只有初一、十五中午才能吃上干饭，逢年过节吃上几块红烧肉更是奢望，平时一日三餐多是红薯、米糊、稀饭，有时甚至一天只能吃两顿。
父亲在大队任过基层干部，当过大队支书、民兵营长。他性格刚直，办事雷厉风行，处理大队、生产队事务及百姓矛盾、家庭纠纷时自有办法，只要他出面，问题基本都能解决，他常说“乡下狮子乡下舞”。那一辈的基层干部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，其中最大的贡献是架起高压线，结束了村里多年不通电、靠点煤油灯的历史。
对我们兄妹六人，父亲凝重有威，我们都怕他，尽管他从不打骂，严厉里藏着化不开的柔。他常说“就是要饭也要给孩子读书”，这句话像一粒种子，在我们心里生了根。我高中毕业复读那几年，家里十分困难，父亲找了熟人让我去安庆九中复读。当时母亲埋怨数落我，我赌气说不读了，父亲在我身边耐心劝导：“学校给你找好了，再试一年，穿草鞋还是穿皮鞋就看你的了。”这一年我终于如愿以偿，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，父亲去公社办事，攥着通知书一路小跑回家，连早饭都没顾上吃。第二年二弟也考上大学时，他站在门口，对着闻讯而来的亲邻们笑得合不拢嘴，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比收了满仓粮食还足的骄傲——八十年代初，一个农村家庭能培养出两个大学生，何其不易。
八十年代末，父亲的身体出现问题，从支气管炎到肺炎，再到肺气肿。那时家里条件差，他只开了些药在家服用，同时还得干农活，而肺病最需要营养和休息。父亲喜欢抽烟（生病时戒过一段时间），更爱喝酒，有时早饭也要小酌一杯，说喝点小酒做事才有劲。他喝酒对菜没什么讲究，有时一碗辣椒面都能喝上一杯，甚至有次亲戚请他吃饭，一桌子菜却没有酒，他心里很是不快。我们知道他喜欢喝酒，每次回家总会带回一些，但他自己舍不得喝，说儿子带的是好酒，要留着招待亲戚和客人。
1996年，父亲的病情转为肺癌，发现时已是中晚期，且肿瘤位置不好，无法手术，在安庆海军116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便回家休养，我和二弟因在外地工作难以每日陪伴，家中照顾父亲的重担落在母亲、三弟和小弟身上，病痛对父亲的折磨让全家人都备受煎熬。1997年，我们陪父亲过了最后一个春节，大年三十的年夜饭，他硬撑着起来吃了几口菜，抿了一小口酒，我们便扶他上床休息了。那年大年初一的开门炮，炸得断断续续。
父亲弥留之际，把我叫到床前，交代了他放心不下和牵挂的事，连自己的后事也安排得清清楚楚。1997年农历二月初九，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……
如今，我们兄妹六人都已成家立业，在各自领域站稳脚跟：有从政的、在国企的、务农的、经商当小老板的，二弟还走上了厅级领导岗位。小妹接过父亲的接力棒，在村里当了十几年基层干部，每次换届选举都是高票当选。看着小妹在村委会处理村务的样子，总觉得父亲从未离开——那果断的语气，那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，分明是父亲的影子在延续。
每年清明、冬至去上坟，我们总会带上父亲爱喝的酒，洒在坟前的土地上。那酒香里，有他没享过的福，更有我们永远的思念。
父亲没读过多少书，却用一生教会我们：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担当，什么是比黄金更珍贵的家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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